前几天，笔者在自媒体帐号发布了一条动态消息，把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今成都平原和河南境内的古代城址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成都平原的古城不但数量比河南境内的多，规模也比河南境内的大。有的网友批评我在比较时忽略了许宏先生“大都无城”之说。事实上，“大都无城”只是对考古资料或者历史事实的一种认识。观点和事实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明确的。下面，我就再从资料和观点两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

一、成都平原和河南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数量和规模的比较

首先，我们把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和河南境内的古城资料列在下面：

第一，成都平原有九座古城。具体是，新津宝墩古城万平，[1]大邑高山古城34.4万平，[2]郫县古城30.4万平，[3]温江鱼凫村古城32万平，[4]大邑盐店古城30多万平，[5]崇州紫竹古城18.3万平，[6]崇州双河古城15万平，[7]都江堰芒城古城10.5万平。[8]以上八座，加上三星堆古城共计九座。年发掘的三星堆古城东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三星堆遗址一期文物，距今年-年”[9]，表明三星堆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筑城。

第二，河南境内有八座古城。具体是，登封王城岗古城34.8万平，[10]辉县孟庄古城12万平，淮阳平粮台古城5万多平，安阳后岗古城约10万平，郑州古山古城3.45万平，郝家台古城3.3万平，巩义双槐树古城1万平，新密古城寨17.6万平。[11]

以上资料很明确。第一，比较的年代为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不涉及其他时段；第二，比较的是城址面积，不是遗址面积。第三，比较的是河南地区和成都平原，不涉及其他地区。

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古代文献中，夏人之祖颛顼生于蜀地的若水，夏人之宗大禹生于蜀地的汶川（见《吕氏春秋》、《国语》、《新语》、《史记》、《蜀王本纪》等）。同时，根据《史记》记载，伊洛盆地和汉代的颍川郡、南阳郡也是夏文化区。因此，比较四川地区和河南地区的古史资料和考古资料是有意义的。

二、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动力及所谓“大都无城”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谈所谓“大都无城”的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古城研究的论文很多。学者们之所以重视这些研究，那是因为“城市”是古代文明形成的一个核心标志。比如，我们说的汉字的“国”本义就是城，其字形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把戈守卫一座城。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Civlization）其词源同样来自古希腊语的“城”。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在考古学、文明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修建一座大城，首先就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分工，需要有人组织并进行管理，需要有人能提供这些人的生活来源，因此，古城的规模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是具有密切联系的。

那么，许宏先生讲的“大都无城”是怎么回事呢？他这里的城，是指“外郭”，是指在具有宫城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外城”部分。这个“城”的概念与作为文明标志所衡量的“城”的概念显然有别。作为文明标志所讲的“城”，是指由城墙围合起来的空间，即“无墙则无城”，这里不涉及到对“城墙”功能的研究。而许宏先生的观点则似乎是从“功能角度”来谈的，他说：“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12]换句话说，许宏先生的观点更准确的表达是“大都无”。

事实上，许宏先生自己也承认，在二里头之前的部分遗址是有“城”有“郭”的，只是他没有将这些遗址像二里头一样看成“广域王国”。因此，要谈论“大都无郭”的观点是否适用于龙山时期，则必然涉及如何认识龙山时期的古城，以及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则在其他文章介绍过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学者的观点，良渚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古代国家，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学者们谈到古代的筑城活动时，往往都喜欢从“军事防御”角度来谈论早期城市的出现，甚至包括“壕沟”，许多学者也从“军事”角度来看待。“大都无城”观点的提出同样与这种认识有关。那么，古代中国最初的筑城活动真的是为了军事防御吗？

我们知道，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城是湖南常德的城头山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的筑城活动主要密集分布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黄河中游的河南境内、山东海岱地区以及河套地区。在这几大区域中，黄河中下游的古城是比较密集的，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则不然，不但古城多，而且城址规模超过30万平的中等古城数量也多。在这种背景下，成都平原又出现面积超大的宝墩古城，江汉平原也出现面积超百万的石家河古城，那就不能不值得重视。而环太湖流域古城数量虽不多，但良渚的规模则极为惊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看看长江流域的产业特征就可以明白。长江流域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灌溉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工稻的栽培在约一万年前就起源于这里。灌溉农业离不开水，因此从事灌溉农业的人们必须要依水而居；但依水而居又容易遭到水患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筑墙为城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栽培农业的出现，使人类彻底摆脱了狩猎、采集等靠天吃饭的状态，这必然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长江流域密集地出现有较大规模的古城遗址就并不奇怪了。一言以蔽之，在灌溉农业社会，为了抵御水患，当是早期中国古城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始动力。

与长江流域不同，黄河流域主要属于旱作农业区域，黍、粟两种谷物就起源于这一地区。与灌溉农业相比，旱作农业用水需求量较小。因此，人们在选择居址时没有必要选择容易遭受水患的地方，这或许正是早期黄河流域大中型城址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缺乏抵御水患的需求，那么，黄河流域出现大城的动因就更加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两座古城是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前者城址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后者也近万平方米。从修筑位置来看，其中石峁筑于山顶，陶寺筑于山的斜坡面，这表明两大遗址的筑城活动很可能与军事防御需求有关。就此而言，也可以推断出和陶寺两大遗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度。

综言之，同样是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位于黄河流域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和位于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宝墩古城和石家河古城，其筑城目的并不相同。前者是基于军事防御，后者是基于抵御水患。筑城目的不同，源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产业形态差异；城市功能的不同，也决定了二者筑城选址的差异。因此，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小结：从文献中的洪水传说再看夏文化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共工、崇伯鲧、大禹这些先贤既是筑城者，也是治水者，且共工、大禹均被明确记录出生在长江流域。通过对上述考古材料的分析，显然文献的这些记载就不能认为是偶然出现的。比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

吕思勉说：“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则就平地增高之也。”[13]可见，“复土壤”即言筑堤。又郑玄注《考工记》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14]可见，共工也是掌管筑城的官名。司空，在出土文献材料中也写作“司工”，而善于治水的大禹同样也担任过这一职务，如上博简《容成氏》：“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15]

在夏文化研究中，四川地区的地位无疑是需要引注意的。一方面，夏人之祖颛顼、夏人之宗大禹均出生在蜀地。特别是大禹出生在蜀地的说法，在古代文献中从无异说。同时，四川地区因治水而产生的都江堰，以及龙山文化时期密集出现的大城，以及大禹自身带有治水传说和曾担任司工的记录等种种材料，都无不把夏文化的中心地指出了成都平原。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曾作《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一文进行介绍，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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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章华等：《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年）》，《成都考古发现》年。

[2]刘祥宇等：《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年发掘简报》，《考古》年第4期。

[3]蒋成等：《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年第1期。

[4]蒋成等：《四川省温江县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年第12期。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邑县文物管理所：《大邑县盐店古城遗址-年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年。

[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崇州市紫竹古城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年。

[7]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年第11期。

[8]颜劲松等：《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年第7期。

[9]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2》，成都：天地出版社，年，第页。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年，第64页。

[11]河南境内古城的双槐树遗址古城面积未见正式公布，此据媒体报道。其他古城面积详见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年。

[12]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年第10期。

[13]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75页。

[14]（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页。

[1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页。